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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儒敏（北大中文系教授）

　　編者按：今年初，二十四卷本《陳平原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3月22日，《陳平原文集》出版暨現(xiàn)代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召開。會場名師云集，來自國內(nèi)外近40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資深學者參會并發(fā)言。

　　本版刊發(fā)北大中文系溫儒敏教授的發(fā)言及商務印書館編輯倪詠娟的編輯手記，以饗讀者。

　　一篇論文，奠定穩(wěn)實的治學根基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廣州中山大學一個講堂里擠滿了學生，著名的文學史家王瑤先生正在演講。其中有一位潮汕籍學生凝神聽講，可是總聽不清講些什么，因為王瑤先生的山西口音很重。但這位青年還是被王瑤先生的“氣場”給征服了，決定要報考王瑤先生的博士生。

　　這位青年就是陳平原。

　　陳平原絕頂聰明，投石問路，把自己寫的一篇關于許地山的研究論文寄給北大的錢理群。錢理群是熱心人，看了陳平原的論文，拍案叫好，就轉(zhuǎn)給王瑤，建議王瑤先生招收陳平原讀博士。經(jīng)過考試，陳平原確實很優(yōu)秀，就被錄取了。那是1984年秋，陳平原如愿考入北大，我那時已經(jīng)是北大的講師，也參加考試，平原和我二人就成為中文系的首屆博士生。

　　那時的博士生學習主要是自己讀書，和老師交流。陳平原有很強的專業(yè)敏感，總能抓到新鮮而又適合自己的題目。當現(xiàn)代文學這個學科剛剛撥亂反正，恢復元氣之時，他的眼光就轉(zhuǎn)到清末民初，試圖突破當時有定論的“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框架。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就以1898年作為中國小說從古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起點。他大膽采用當時剛傳入的西方敘事學理論，把小說形式的變化與社會文化的轉(zhuǎn)型結(jié)合起來，探討了晚清與“五四”兩代作家如何完成從小說敘事模式的變遷。這是頗有創(chuàng)意而且富于成效的研究。也就是這篇論文，奠定了陳平原治學的根基，相當穩(wěn)實。

　　也就在平原兄博士論文出版前后，北大嚴家炎、洪子誠、錢理群等六七位老師申請了一個項目“20世紀中國小說史”，也打算從清末民初一直寫到當代，是多卷本。可是集體項目容易成為“和尚挑水”，很難做好，多年過去了，也就只有平原兄寫完他負責的第一卷，即清末民初部分，其他幾卷都不了了之。

　　《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達到了他本人的治學高峰

　　八十年代文學研究界在流行“方法熱”，并對當時主流的文學史（王瑤先生于唐弢先生的兩種現(xiàn)代文學史）進行反思，陳平原也躍躍欲試，要重新擘畫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法了。

　　那段時間，陳平原經(jīng)常和黃子平到北大南門21樓錢理群的單身宿舍聊天，談天說地，揮斥方遒。他們聊到文學史的新寫法，試圖要突破既有的、與革命史完全“對應”的框架，初步擬想新的文學史敘述主線與板塊，比如“啟蒙”、“感傷”、“融入世界文學”，等等。他們非常興奮，用小錄音機把對談的內(nèi)容記錄整理，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隨后，上海等地也有陳思和、王曉明等提出“重寫文學史”，與北京的“三人談”遙相呼應。

　　記得“三人談”發(fā)表后，王瑤先生是不滿意的，埋怨他們“包攬”了那么多不同類型的文學，梳理出什么啟蒙、感傷等文學史特征，唯獨遺漏了在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左翼文學與革命文學。

　　應當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對于當時文學史寫作的框架與方法是有很大的啟示意義的，而王瑤先生的批評也有其道理。只因為這個新概念仍然比較粗放，缺少可操作性，其后，也始終未見按照“三人談”思路寫成的文學史。但對于陳平原等三人來說，這可是“爆得大名”的一個機會。后來陳平原與老錢、子平結(jié)為莫逆之交，也許還會加上在美國的王德威先生，他們彼此相輔相成，成就了很自信且自足的“學術共同體”。

　　三人中老錢最年長，卻比較理想主義，富于激情，點子多；黃子平智慧，更帶文學氣質(zhì)；陳平原最年輕，反而沉穩(wěn)圓融，遇事會拿捏分寸。三人可以說珠聯(lián)璧合，在學術推進方面風云際會，成就功業(yè)。

　　八九十年代之交，“重寫文學史”和“20世紀中國文學”一度消沉，陳平原審時度勢，決定往“學院派”務實的理路上轉(zhuǎn)。他和一些好友合作主編人文研究集刊《學人》輯刊，影響也挺大的。而他自己卻研究起武俠小說來了。這大概為了呼應當時的“金庸熱”，人們希望超離沉悶現(xiàn)實獲得某些天馬行空的愉悅。雖然《千古文人俠客夢》仍然秉持陳平原用慣了的作品結(jié)構類型分析方法，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但也贏得普通讀者的關注。

　　九十年代后期，也許覺得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地盤窄小，人多擁擠，難于施展拳腳，陳平原決定再轉(zhuǎn)向，轉(zhuǎn)到學術史研究。起因是王瑤先生生前有過的構想，希望寫一部《中國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進程》，也和陳平原談過學術史研究的意義。

　　陳平原為導師生前未能實現(xiàn)這個寫作宏愿而深感遺憾，決定自己來寫。他轉(zhuǎn)向?qū)W術史研究，也是因為看到當時學界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空疏的學風，有自己的反省。他希望通過《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的寫作，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選擇某種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規(guī)范，確定自己的學術路線。他并沒有完全按照王瑤先生原來的設想，對近現(xiàn)代學者做全面論評，這可能工程太大，力有不逮；他是重點選擇章太炎和胡適作為評析的個案，凸顯 “晚清和五四兩代學人的‘共謀’，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新天地”。

　　在這本書中，對章太炎學術之路的分析相當精彩，對章太炎所主張的“政學分途”， “求是”基礎上“致用”觀，以及將史學研究作為切入人事經(jīng)世途徑做法，都有細膩的分析，欣賞的意味浸透紙面。這也從一個側(cè)面看到陳平原向往的治學理路，以及他對當時學界混沌狀態(tài)的憂心。陳平原這本書的功力及其所表達的學術思想，都達到了他本人治學的高峰，我看這本書比他其他多種書的影響將更深遠。

　　他的題目往往讓同行眼前一亮

　　陳平原的才志頗高，也很自信，其研究自成一格。他喜歡抓文學史或文化史的“現(xiàn)象”，特別是那些人們司空見慣卻未必格外關注的“現(xiàn)象”，然后圍繞“現(xiàn)象”收集觀察其源流和特征，給予理論上的闡釋。這大概也借鑒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寫法，那是講述體，不像一般論文那樣講求邏輯和概念，而重在綱舉目張，凸顯自己的觀點。論題若論涉面太大，難于一網(wǎng)打盡，陳平原的妙法就是“以什么為中心”，側(cè)重個案研究，以點帶面。他這種治學撰文的方法現(xiàn)在有很多博士論文在模仿，對于學術訓練是有效的，當然，弄不好也可能淪為取巧。

　　陳平原不屬于那種特別專注于某個學科的專家，他志向大，興趣廣，身居學界，卻又常顧及當下社會與學術界現(xiàn)狀，在做好“主業(yè)”小說史與學術史的同時，也用一些精力去回應 “熱點”問題。他并非湊熱鬧，趕潮流，還是從自己熟悉的專業(yè)“做出去”。他的題目往往讓同行眼前一亮。比如，他研究圖像、演講、畫報等，及其與文學之關系，就非常好讀，一般讀者也歡迎，而里子卻又有文學與文化變遷的專業(yè)思考。包括《圖像晚清》《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等，都是首開風氣的論作，是暢銷書，我也是喜歡讀的。

　　平原兄在文學史、學術史研究領域接連撰寫上述多種著作，成為學術“大咖”之后，還經(jīng)常關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主持編寫《老北大的故事》《中國大學十講》《大學何為》《文學如何教育》《中文系花開花落》等書，多為演講訪談之類，既有歷史回顧，又有現(xiàn)實批評與思考，對于中國大學教育如何總結(jié)經(jīng)驗，改革開放，提出了許多發(fā)人深省的觀點。陳平原這方面的論著影響之大，并不亞于他其他著作。陳平原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對于大學教育進行獨立思考的，他的有些理念未必都能付諸實踐，但作為一種“觀照”，對如何辦教育還是可以起到某些制約與啟示。

　　兩年前我讀到平原兄主編的《潮汕文化讀本》，是介紹和普及潮州汕頭一帶的民俗文化的，用生動的筆觸記錄和保留了民間文化，非常有意思。可見平原兄年歲漸大，越受思鄉(xiāng)的蠱惑，對于家鄉(xiāng)和家鄉(xiāng)文化的建設，心生熱情。

　　平原兄秉持“政學分途”的理念，從不觸及“高壓線”，但不妨礙從學人角度做淑世之舉。在學術場合，他自信滿滿，說話直，不繞來繞去說套話。遇到他認為不當或者錯誤的觀點，會當場指出錯訛，連說“不對，不對，不對”，然后表明自己的看法一二三。參加各種會議，他也總是寫好文稿，有備而來，別出心裁提供新鮮的說法。

　　平原兄是時代幸運兒，和多數(shù)學術前輩與同代學者比起來，他的學術之路順暢得多。平原的成功取決于聰明與勤奮，以及他夫人夏曉虹的佐助。這對教授伉儷的相輔相成，一加一肯定大于二。

　　另外，陳平原的學術成長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他又身處北大，受北大自由、寬容的學風滋潤和護佑。在一些關鍵時刻，陳平原都得到中文系和學校的支持。平原兄的學問成就獲益于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1989年王瑤先生過世后，陳平原寫過一篇動情的悼文，題目叫《為人但有真性情》。平原兄也是努力讓自己的學術研究具有 “人間情懷”的。這從他論述的字里行間常常能感受到，他并非那種做死板學術的專門家。我常感慨現(xiàn)今的中文系缺少“文氣”，很多教文學的未見得會寫有“文氣”的文章。而平原兄才華橫溢，他的文字是通達、明快，而又有溫度的。他喜歡用類似講演或者聊天的口吻作文，讓人感到親切。他的許多散文隨筆，都是學問家有情趣又接地氣的佳品。這同樣也體現(xiàn)平原兄所追求的“人間情懷”吧。

　　一位學人的學思探索與時代留痕

　　◎倪詠娟（商務印書館編輯）

　　與商務有著十數(shù)年的友誼

　　由商務印書館來出版陳平原老師的文集，是有些特殊的機緣的。

　　眾所周知，陳老師的著作先前多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三聯(lián)書店兩家出版，相對來說，北大社主攻硬學術，三聯(lián)書店偏愛軟人文。但《陳平原文集》最終花落商務印書館，卻也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因為陳平原老師此前就與商務有著十數(shù)年的友誼。

　　陳老師與商務結(jié)緣很早，而其中交往最為深入的一次是2009年起商務開始出版的一套大型原創(chuàng)性經(jīng)典叢書《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為了甄選近現(xiàn)代以來最具學術性和典范性的現(xiàn)代中國學人代表作，商務組建了一個由多學科頂級專家組成的學術委員會。陳平原老師便是其中一位核心專家。在叢書出版的15年來，陳老師不避其煩地參加了每一次書目論證會，熱心幫助甄選經(jīng)典，并具體而微地提出了大量有助于提升學術經(jīng)典附加值的編校建議。

　　近幾年，陳老師與商務印書館的合作更為密切。他將自己的思鄉(xiāng)之作《故鄉(xiāng)潮州》、學術開拓最新力作《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都交付商務出版。此外，商務還出版了陳老師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xiàn)代中國》《讀書是件好玩的事》等書，與陳老師任創(chuàng)所所長的北大現(xiàn)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建立了戰(zhàn)略合作關系，出版其“人文史叢書”等等。

　　正是有了這些前緣，加之近幾年來，商務繼《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之后，又陸續(xù)推出當代學術名家的整體文集，希望借此展現(xiàn)成長于改革開放時期一批學人的學術成就，而陳平原老師是這一代學人中的杰出代表與標桿性人物，故而《陳平原文集》的出版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編輯一套文集，功夫下在哪里

　　《陳平原文集》立項于2021年7月，然后經(jīng)歷了漫長而艱難的版權溝通和出版準備。在此要特別感謝幾家友社的玉成之誼，使得分散于各社的陳老師代表作有了齊聚的可能。

　　而與此同時，陳平原老師正就文集的編目，進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倒重來。為什么如此糾結(jié)，陳老師有過如此說明：“主要是文集規(guī)模到底多大，須再三斟酌。首先否定的是大‘文集’，也就是全集的編輯思路，一來本人仍在寫作，二來自覺沒有必要。主要的搖擺在于，選擇中‘文集’還是小‘文集’——后者只收較為成熟的專著，共16卷，那么做固然精粹些，但體現(xiàn)不了‘與時代同行’的精氣神。征求多方意見，最后定下來，就用中‘文集’的方案?！保ā蛾惼皆淌谠L談錄：兼及學問、思想與文章》，李浴洋采訪）

　　定下方向后，就文集的整體框架，陳老師在征詢了部分學生和編輯部的意見后，選擇了先依論題分類，再按時間排列的方式，將24卷本《文集》分為“文學史”（1—5卷）、“學術史”（6—10卷）、“文化史”（11—15卷）、“教育史”（16—20卷）與“散文隨筆”（21—24卷）五個部分。

　　經(jīng)過慎重的編選，陳老師正式將文集定稿交給了商務。從那一刻起，編輯工作的齒輪真正轉(zhuǎn)動起來了。由于文集規(guī)模大，所以幾乎編輯部所有同人都披掛上陣。好在陳老師的作品涉獵范圍很廣，大家總能從中找到自己相對熟悉和感興趣的領域，甚至不少編輯同人對于陳老師的某部代表作非常熟悉，于是主動請纓擔任該卷責編。很快，一套文集化整為零，成為了責編們的“桌上賓”。

　　編輯一套文集，究竟要在哪里下功夫，需要根據(jù)不同的文本基礎。由于陳老師此前的著作多由像北大社和三聯(lián)書店這樣有著悠久學術出版?zhèn)鹘y(tǒng)和嚴謹編輯風格的出版社所出版，所以書稿的質(zhì)量都很不錯。當然，既然由商務印書館來出版文集，全部文字也必須依照商務的學術標準，重新做一遍編輯工作。

　　首先要解決的必然是體例問題。陳老師此前著作雖主要集中于兩家出版社，但仍有一些作品來自其他學術甚至非學術出版社。由此，各本書間的體例多不統(tǒng)一。其中最大的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作品，注釋規(guī)范都沒有嚴格統(tǒng)一的要求，所以陳老師早期的幾部作品腳注出處信息在今天看來是不完整，甚至部分也是不準確的。譬如《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就缺失了大量的出處信息。為此陳老師不僅自己重新通讀了該卷，還邀請了張麗華、袁一丹兩位老師幫忙一起擔任該書的校訂和增補工作。于是這本陳老師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在35年后重新被精細修訂、校核了一遍，以更為嚴謹、更符合當下學術標準的面貌收入了文集的第一卷中。

　　此外，內(nèi)容質(zhì)量的后出轉(zhuǎn)精也是編輯工作的一個重要追求。雖然依照陳老師的想法，文集要盡可能保留作品原來的面貌，尤其是早期作品，不強作觀點上的修修補補。但一些具有客觀性的內(nèi)容，仍是需要修訂的。如今回頭翻看責編們遞交給陳老師請求答疑解惑的問題，主要集中于引文和專名的核證和確認。這也很容易理解，客觀上由于受限于當時的檢索手段，從今日看來，原書在引文、書名等方面仍有可進一步完善之處。

　　整個編輯工作大約從2022年3、4月開始，6月陸續(xù)發(fā)稿，至2023年9月完成了最后一本書的付型，共經(jīng)歷了約一年半時間。這個速度，對于一套大型學人文集而言，是異乎尋常的。文集付型之后，編輯部對文集又做了一次整體性通查，加上為了確定封面設計而與陳老師進行的反復溝通，對于布面材料的多方搜尋，以及多次的試打樣。在一點點完成了各種拼圖之后，文集最終于2023年10月下廠，12月底完成裝箱入庫，趕在2024年作為一份厚重的新年獻禮正式上市。

　　我們的切身感受

　　面對這一份碩果累累的學人文集，無論是作為一名參與者，還是一名近水樓臺先覽月的讀者，我們都有著許多深切的感受。

　　首先，這24卷的大部頭，每一卷都是或具高水平學術含量，或顯人間情懷的代表作品，會讓人近距離感受到陳平原教授異于常人的勤奮。文集所收錄的44部代表作品的初版時間，從第一部出版于1987年的《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到最新一部20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聲的中國》，36年間，44部代表作品，這意味著，平均每年都有一到兩本新著面世。這是令人嘆服的精力和成就，陳老師在這一路的學術旅程中真正做到了筆耕不輟、著作等身。

　　尤其令人欽佩的是，我們還在文集中感受到了一種堅持開辟新領域、在多元視野中拓展學科疆域的不懈努力。曾有媒體稱陳老師是一位“發(fā)凡起例”“但開風氣”的學人，當我們將他的代表作匯總在一起時，便更能深刻地體會到這一意味。當然，他的這一研究特點，和他所身處的時代、所面臨的時代機緣是密不可分的?；仡櫢母镩_放40多年來人文學術的演變，陳平原老師的學術歷程可以說是一份生動的時代證言。

　　《陳平原文集》的出版，對于陳老師而言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jié)。同時，文集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那個春風拂面的改革年代的一次回望，并且提供了一份特別的見證。陳平原教授所代表的這一代學人，由于特殊的時代經(jīng)歷，用他們別樣的生命體驗，匯成了對于學問獨特的思考和探索，這是一份珍貴的時代留痕，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必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